青海省果洛州玛多县位于黄河源区域,2019年前,这里是国家级贫困县,最重要的脱贫方式是旅游开发。但过去大众旅游的模式不可持续,因此被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于2018年叫停。
云享自然注册于青海省玛多县,被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授权开展国家公园生态产品特许经营,通过“企业+社区+政府”的模式,依托黄河源当地社区开展牧民参与式商业项目,为公众和国家公园访客提供生态体验产品和服务。
2021年5月,记者随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云享自然等组织的黄河源生态体验团队,深入三江源国家公园黄河源园区腹地,对未来国家公园生态体验的开展方式来进行实地探访。
自然保护与当地社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矛盾,是国家公园建设要解决的最关键的问题之一。它不仅关系到如何协调国家公园体制建立中各利益相关方的关系,在共抓大保护的同时形成生命共同体,也决定了国家公园的治理结构和管理模式,更影响着国家公园能否可持续地从保护与发展两个角度实现建设目标,即“国家所有、全民共享、世代传承”。在此背景下,“国家公园特许经营”制度创新与探索应运而生。
为了加强国家公园的管理,保护其资源价值,依照有关规定法律、法规,国家公园管理机构对在国家公园范围内提供的公共产品或服务引入竞争机制,选择正真适合的经营者,明确责权并对其做监督管理,使国家公园服务效益最大化,这被称为“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显然,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是建立健全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理念的关键路径。
很多人认为,既然国家公园“实行最严格的保护”,就应该像自然保护区那样封闭起来,不应该有生产、生活等人类活动,更不应该开展旅游开发等经营性项目。但在云享自然创始人王蕾看来,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观念和生态文明背景下的“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理念,其实也能够理解为通过构建人与自然的“利益共同体”从而形成“生命共同体”。
“对三江源而言,让人民群众通过保护过上好日子,是激发当地人热情参加的内生动力,是让他们成为保护主体、实现生态系统和谐可持续发展的关键,也是建设中国特色国家公园的最终目标。”王蕾强调,三江源国家公园虽然拥有壮美的山川,却缺少“反应罐”和“催化剂”。要实现由“绿水青山”向“金山银山”的转化,只靠生态补偿,不仅难以充足表现保护资源的市场价值,更难以反映当地人在保护和共享中的效率差别,而国家公园产品品牌增值体系和特许经营机制就是一种“反应罐”和“催化剂”。
生活在玛多县扎陵湖乡擦泽村的牧民曲代是第一批生态体验特许经营活动的受益者之一。那是2020年6月初,社区工作人员顶着烈日上门找他商量参与特许经营生态旅游项目的事。“我有辆车,社区就安排我跑运输,从县城出发一共有三条线路。我们一个车队七八辆车,一个月跑两三趟,一趟就能赚2000多元。”
生态旅游的路线深入三江源腹地,往返需要两三天,夜间,曲代会休息在线路上其他牧民的家里。这种“跑一跑歇一歇”的生活让曲代感到满足,不过最让他满意的,还是如今已焕然一新的家。在参加特许经营后,他终于攒够了钱,在县城买下那台看中了很久的新电视。一转眼,又是几趟运输跑下来,他不仅将家里的老旧电器和家具一件件“翻了新”,餐桌上的蔬菜多了,孩子和妻子的笑脸也多了。
从曲代的生活变化可见三江源国家公园的特许经营已经初见成效。据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相关负责的人介绍,黄河源园区的生态体验特许经营自2020年7月10日开始,截至当年底共接待访客7批79人次,运行收入累计31万元。
如果说特许经营探索的是如何明确企业经营的经营事物的规模、利用强度和类型、时间、空间,那么国家公园特许经营的目标就是在为公众提供环境教育服务的同时,让社区通过参与生态体验经营活动受益。
然而,国家公园特许经营机制前景美好,但落地困难重重,涉及众多利益群体且现行法律政策约束较多。目前,三江源国家公园仍处于体制试点阶段,因此特许经营机制建设也在摸索前行。在三江源国家公园内,包括云享自然在内的三家特许经营者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让社区能够直接从访客接待与活动组织中获益,让居民就近就业并且增加收入,且收入按劳取酬。
从事自然保护研究与实践多年,王蕾最不希望看到的就是把“最严格的保护”理解和执行为“一刀切”式的禁入。“目前,黄河源园区内的扎陵湖乡营地只设计了12张客床,由访客接待带来的现金收入中,60%至70%当月返回给提供服务的社区合作社和牧民,原住民在获得生态管护员工资外,还能通过绿色发展分享到保护成果。”据王蕾介绍,云享自然特许经营方案中,将扣除经营成本费用之后的盈余,通过社区参股特许经营企业的模式,一半分红给社区合作社,其他留作企业未来的发展和员工激励。“我们大家都希望通过在黄河源探索和示范的这一特许经营项目,给当地社区提供就业岗位,带领牧民参与生态产品生产,并将取得的收益大部分回报给当地。”
在国家公园及自然保护地委员会副秘书长、国家林草局昆明勘察设计院高级工程师姜波看来,相较于国外成熟的生态旅游特许经营模式,此次黄河源生态体验活动最大的亮点在于尽最大努力将社会力量与社区参与紧密结合起来,“特别是‘企业+政府+合作社+居民’的现代化生产组织方式和‘土地入股+按劳分配+二次分配’的利益分配模式”。
“所谓‘企业+政府+合作社+居民’,即一头连着国内外生态旅游市场,一头连着社区千家万户,把政府、企业、合作社和居民结成命运共同体,克服了过去一家一户‘农家乐’式旅游模式存在的抵御市场风险能力脆弱、产品影响力不大、同质化现象严重等弊端。”姜波指出,这种新型生产组织方式有利于充分的发挥各方优势,政府发挥组织协调和监督管理优势;企业发挥线路设计、人力资源管理配套和市场运作优势,合作社承担承上启下、组织协调作用,带动社区居民参与经营活动,从而探索出一体化、规模化、专业化的国家公园生态体验新路子。
而相对其他特许经营利益分配模式,黄河源生态体验特许经营的利益分配模式“土地入股+按劳分配+二次分配”更具有社区发展带动性,可有效解决自然保护与社区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之间的矛盾。“特许经营企业‘反哺’给社区的活动收益中,首先以劳务的方式回报给从事体验服务的社区居民,再以近乎均分的方式对社区居民进行二次分配,试点期中当地收入占到生态体验活动产品产业链的70%。据参与活动的当地居民反馈,大家很愿意接受这种合作模式。”姜波认为,作为土地入股的一次探索,这种分配的方法强调社区居民是特许经营的重要参与者和受益者,并通过利益一次、二次分配寻找平均分配和按劳分配的平衡点,既体现出劳动价值,又减少分配差距,姜波因此建议,在其他几个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中可推广复制这一作法。
三江源国家公园拥有举世瞩目的自然圣境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但缺乏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机制。2019年,民间环保组织山水自然保护中心和漂流中国运动发展有限公司向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申请了特许经营权,以探索社区如何增加收入并可持续发展。目前,这些项目都在试点中。三江源国家公园管理局规划财务处处长赵海霞坦言:“三江源国家公园作为首个国家公园体制试点,一切都是‘摸着石头过河’,参考国外的经验和国内别的行业的例子,才有了特许经营制度。”
“如果特许经营只依靠当地居民,受知识、技能水平和人生阅历的影响,就会出现同质化、缺乏科学管理、杂乱无章的现象——显然,这跟国家公园的建设初衷与诉求并不相符;如果只依靠企业,就会出现商业逐利问题,缺乏对周边社区的带动作用。因此,需要政府和合作社来平衡关系,实施监督管理,带领企业向国家公园建设的诉求方向发展。”姜波指出。
在他看来,社区居民与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企业存在着相互依存、相辅相成的关系,具体包括地理依存、经济依存和文化依存:首先,国家公园特许经营范围与社区居民“三生空间”高度重合,访客在黄河源生态体验活动中路过的牧场都是当地牧民赖以生存的重要生产资料;其次,特许经营是安置生态移民和转产转业居民的有效方式——相对于“直接输血”型的生态补偿方式,特许经营更能调动社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通过特许经营优先权、免税权、土地入股、企业分红、提供就业岗位、技能培训等“造血型”补偿方式,可以更好地带动社区发展;最后,生态产品的价值不仅体现在自然资源的产品价值上,还应包含民间传统文化产品价值,而社区居民是原汁原味的民间传统文化继承者和发扬者,因此国家公园特许经营企业一定跟社区居民合作,让居民在深度参与中获益。
站在特许经营企业负责人的角度,王蕾认为,国家公园体制试点的重点是建体制、机制,而不是建“公园”。“这是核心问题,毕竟国家公园以生态保护为第一要务,要实现可持续发展目标,在特许经营上,只能将保护的成果可持续地转化为收益,而且必须是制度化、系统化的。”
那么,在特许经营过程中,如何从体制机制上协调自然保护行为与商业经营活动的关系?
据了解,三江源国家公园不仅有试点方案、总体设计,也有生态保护、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特许经营、社区发展和基础设施建设等专项规划。其中,《三江源国家公园产业高质量发展和特许经营专项规划》明确,以进一步减少对自然资源的直接利用、促进民生改善为总目标,制定园区产业高质量发展正面清单及其培育、扶持、鼓励政策,制定特许经营清单和管理措施。
国家发展改革委2018年1月印发的《三江源国家公园总体设计》也限定了特许经营范围,包括生态体验和环境教育服务业、有机畜产品加工业、民族服饰、餐饮、住宿、旅游商品及文化产业等,鼓励开办牧家乐、民间演艺团体、民族手工艺品、生态体验等特许经营项目,给予政策扶持。
“这样规范的制度基础,能保证特许经营不走偏,但对于特许经营企业的实际探索和创新实践,市场是否认可,还需时日观察。”王蕾表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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